我国重型运载火箭发动机研制取得新突破
最终分析结论：一次又一次的危机，极大的考验着中国政府对经济的调整能力。
通过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可以发现，国际上的很多经济评论人士都过多地强调新兴经济体的问题，却忽视了对发达经济体自身问题的反省。中央从治理金融秩序入手，进行软着陆的宏观调控。
但目前中国每千人机动车拥有量仍仅为60辆左右，远低于全球每千人拥有机动车220辆左右的水平。2010年初，有关中国经济站在悬崖边的论调开始在一些西方媒体露头。因此，物价总水平依旧在可控范围内，并将有序下降。（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 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一方面，可考虑进行结构性减税。
如果我们不能抓住目前的宝贵时机进行结构转型，尽快将中国经济的增长从主要依靠投资与出口拉动转变为更多地依靠国内消费拉动，那么在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很可能面临制造业与基础设施领域的双重产能过剩，地方以及中央财政将面临新的负面冲击。但我们必须深刻认识经济深层次矛盾，积极采取相应对策。但遗憾的是，在近期高通胀压力下，资源税改革因资源品价格的敏感性而颇有踌躇。
以此观之，资源税改革不仅能够带动资源品市场体制完善，而且还能够帮助地方财税体制修正，让困扰多年的土地财政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不容小觑。试点一年多的新疆资源税改革即将开始向全国推开。有测算显示，若油气资源按照5%从价税计征，假定其他条件不变，那么石油开采业的资源税成本将增加6倍、天然气开采业则增加3.5倍。地方政府因承担了较多的公共事务、享有相对较少的财权而普遍面临财政吃紧窘境，以至于近年来地方融资规模骤增，地方土地财政虚火旺盛，并被指为推高房价的始作俑者
这些土地这些楼盘已经成了某家土地上某家的楼盘。只要政府还是信奉集中力量办大事，诚信和道德在这块土地上就无法实现。
那就玉石俱焚了？也许难免吧。由于银行实际都是官办的，门槛很高，一些私企老板就将自己打时间差的经营资金都放心去放高利贷，因为放贷者知道，现在中小企业资金链相当脆弱，高利贷的活跃有助这些企业度过难关，但现在国家力量连这部分资金也想控制，非但不打算给民间经济松绑相反还想再套上一条绞索。如果真要变卖国企，定价问题就不应该单是地方政府和买家的交易。我表姐在1970年春节结婚，结婚那天穿在旧棉衣外的新花布罩衣是向邻居借的，多年后表姐回忆，这件新花布罩衣还借给了另外两个新娘。
华生牌电扇创始人一个是电机商行的学徒出身，一个是布店学徒出身。要知道，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的国民政府议员中，从来不缺共产党员。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有必要？就是不能再让少数政府官员和他们的亲属部属占有大部分社会资源的使用权。2005年6月，在复旦大学百年校庆活动之一的《国企产权改革的战略选择与和谐社会的发展国际研讨会》上 ，当着众多海内外专家学者，我提出科斯定理并没有给变卖国企有理提供理论依据。
大清灭亡民国到来，历史到底有了一个大进步。当时绝大多数来自基层的人民代表虽然文化水平不高，很多人还不识字，但应该肯定，他们是有责任感使命感的。
如果有大量私营企业存在（请注意，我这里指的是五十年代的私营企业，而不是最近这十几年的私营企业，两个时代的私营企业有着本质的区别），说明社会上还存在大量政府控制不了的资源，政府控制不了，民间就有权控制支配这些资源，民间力量决不可能让自己可控的资源去干诸如柴禾炼钢之类的荒唐事情。因为缺乏监督机制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本身就意味着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无权使用社会资源，而有权力者可以无节制无限止无穷大的使用社会资源。
中国要共富，只有一条路，让资源回归民间，让勤劳的、聪明的、灵巧的、会拼搏的人们去占致富的先机，让他们富起来，得势起来。一个国家的各级权力持有者随时准备逃离母国，他们能带领无权势的普通人共富？你可以信，我不会信。这些人是在文革中成长或出生的一代，打砸抢的启蒙教育使他们再也没有在地上建成天国的幻想，更没有为了理想信仰可以牺牲一切的悲壮情怀，他们将牺牲别人的利益和生命来为自己服务视为天经地义，他们也知道这样做很缺德，为了躲避清算，他们早已经把自己的亲属送出去当外国人了，中国现今大多数当政者，都是外国人的家属。国有资产的这部分因素能否合理定价，直接关系到工人农民的生活质量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社会安定问题，也直接关系到党的执政能力问题。这些想当然要付诸实现，都是要动用资源的。本来，他们是最有经验最有能力最有资格对新政权实施监督的力量，但这个力量已经不允许乱说乱动，于是只发一种声音在中国就成了再正常不过的正常态。
搞运动的密度之大范围之广，举世罕见。哈耶克说： 一个富人得势的社会比一个得势才能致富的社会要好些。
他们被告知，他们是代表翻了身的工人农民在与国家领导坐在一起商量国家大事，这是共产党和毛主席给他们的地位，所以，要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此话清楚不过地表述了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是交易物需要 清楚的权利界定，即交易物需要产权明晰。
提起共富，人们习惯将注意力集中在收入分配上，即如何分蛋糕上。不要从个人因素上去寻找蒋介石做不到的毛泽东却做到了的原因。
阿克顿勋爵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经常被国人引用，但是，1902年过世的阿克顿勋爵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所看到的权力腐败还都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国家中权力导致的腐败，他并没有看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国家，权力集中表现为对社会所有资源的使用权的占有，这种对资源使用权的占有不用对资源本身负责（因为没有所有权），但可以随心所欲地不受监督不受控制地占有资源使用权，可以任凭有限的资源浪费的浪费、耗尽的耗尽，却不用担心有人来追究。然而，只要政府还是信奉集中力量办大事， 农民工办厂就是空想。毛泽东以后的党和国家领导在行使对国家资源的使用权力过程中也同样不让监督——譬如1992年人大批准建造三峡工程，当时报出的预算是多少？如今追加的投资是多少？全国人大敢追问追查吗？随着开国一代的老人尽逝，中央领导一言九鼎的权威已经不再，于是，地方最高领导也可以行使对地方资源的使用权，并也可以将此权力行使到后果极端恶劣——无视人生命财产的大动迁在全国各地折腾了十几年至今未见歇息就是一例，将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到野蛮残忍得不是人为的程度，亦是一例。三来这个政权多年来处在战争进行中。
让社会资源真正归社会所有，归民间所有。三十年代上海，技术好的工人合伙，就可以开出一爿厂，著名的三友实业社由一名蜡烛店学徒和两名烟纸店伙友创办。
最能有效监督新政权的力量事实上被毁灭了，能对国家的所有资源行使使用权的，马上就将这个权力和权利行使到无穷大。在蒋介石统治中国期间，国民政府统治所需要的实力特别是经济实力是很不够用的，导致蒋介石的那张统治大网既疏又漏，他不可能如愿以偿去消灭他想灭的。
其实，社会资源是否社会性拥有远比蛋糕怎样分要重要得多。我知道，在当今中国，这很难，非常难，极难。
进入专题： 共同富裕 。看来，只要有活跃的议员在，最高统帅就不好当。中国根本不具备 ‘管理层收购的条件，首先是收购也牵涉定价问题，如果不能合理定价又怎谈收购？其次中国没有相应的法律程序，没有法律程序保证，管理层收购只能是与政府的交易，这样必然导致政府权力滥用，导致国有财产被私吞。现在，重庆正在大张旗鼓做共富文章。
从三皇五帝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人能拥有象毛泽东那样的对全社会资源的使用支配权。道理很简单，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消灭私有制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业，以往这只是文人的空想，是无产阶级革命将空想变为现实，人民为此付出点代价很正常，只要能在地上建立天国，付点代价没有什么了不得——即使你享受不上，你不还是有儿子孙子来着？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领袖对国家资源拥有的无穷大的使用权，可以造成极大的人类灾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比起这种灾难，甚至可以不值一提。
得势而致富的人是不怕俱焚的。新娘连一件花布嫁衣都置办不起，这发生在江南鱼米之乡本是不可思议的，当时，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了二十周年。
只有那些因为勤劳、聪明、灵巧、会拼搏而占致富先机的人，才怕俱焚，于是，我衷心地希望一个富人得势的社会出现。但不给说法才是正常的。